今年的跨年演唱会，歌迷们烦恼的估计不再是遥控器按哪个台德邦国际，而是手机里该抢谁的票了。
周深、汪苏泷等往年卫视跨年晚会的常客，今年纷纷宣布“自立门户”，转向举办个人跨年演唱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包括张杰、周深、汪苏泷、王源、李荣浩、邓紫棋、蔡依林在内的近 20 位艺人官宣了类似计划。这一转变很快得到了回应，周深在香港启德体育园的跨年演唱会，门票在 3 天内 4 次开售均告售罄；王源郑州场的门票在二级市场更一度飙升至 3866 元，足见其强大的票房号召力。
这一现象也改变了跨年夜的竞争格局。往年，主要是各大卫视在“抢人大战”中交锋，甚至催生了“一位歌手一晚赶四场”的极限操作。而今年，竞争维度直接升级：卫视之间的传统比拼仍在继续，但歌手个人演唱会已作为新的力量加入战场；与此同时，众多个人演唱会之间也形成了直接竞争。
一场更热闹的“神仙打架”悄然拉开序幕。
跨年档热门歌手集体“出逃”
选择在跨年演唱会市场上“自立门户”的歌手，大都具备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OST 专业户周深，演唱了多部影视剧的配乐歌曲，受众覆盖广泛；网络歌手三巨头之一的汪苏泷，其音乐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情怀粉丝不少；而从养成团体中走出的王源，自幼成长于公众视野，积累了庞大且忠诚的核心粉丝群体。至于邓紫棋、张杰、蔡依林等早已立足市场的歌手，其强大的号召力更是不言而喻。
在过去的跨年演唱会中，他们常常担任演唱主力或压轴嘉宾，其粉丝甚至会为他们而锁定特定频道。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在跨年演唱会市场上的号召力，已经通过卫视的跨年演唱会提前验证了。
而一个有市场号召力的歌手，开个人跨年演唱会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
以去年跨年夜，张杰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馆（可容纳约 1.8 万人）举办的演唱会为例，若以平均票价 2000 元、满座估算，仅门票收入即可达约 3600 万元。此外，这场演唱会还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线上直播带来的冠名等商业收入也达到数千万元级别。作为参照，一位热门歌手即便在同一晚参与多家卫视的跨年晚会，其总收入通常也仅在千万元级别。两者间收益差距，或许是推动今年众多歌手举办个人跨年演唱会的原因之一。
除了经济收益，个人演唱会还能让歌手拥有更大的舞台自主权。歌手及其团队能够完全掌控整场演出的风格定位、曲目编排与视觉呈现，无需为了配合外部节目时长或形式而妥协，从而能完整地呈现最符合歌手定位的风格表达，保证演出品质。
事实上，这种近乎“私人订制”的跨年演唱会，精准地契合了当下观众的需求变化。
卫视跨年演唱会常面临一个现象：许多观众只为特定歌手停留，一旦其表演结束便“即看即走”，有的观众甚至只观看单一切片。这是因为在娱乐内容日益分众化的今天，观众更倾向于高效地消费自己喜爱的内容。对粉丝而言德邦国际，拼盘演唱会中仅属于自己喜爱歌手的片段才是精华，大量其他内容都是水分。相比之下，一场个人跨年演唱会则能提供全程无“水分”的专属体验，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前年，泰勒 · 斯威夫特的演唱会电影《时代巡回演唱会》选择在跨年档期上映，仅用两天便斩获超 5000 万票房，登顶国内音乐纪录片票房榜。这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现场演出，却侧面印证了个人跨年演唱会的市场号召力。去年，张杰的个人跨年演唱会的成功也再次印证了个人跨年演唱会的市场潜力。
总的来看，今年跨年档的热门歌手纷纷转向举办个人跨年演唱会，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市场和观众需求变化下的理性选择。
从拼“谁来唱”到拼“怎么唱”
一两位跨年档热门歌手“出走”，影响或许有限；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当红歌手都这么做，对传统卫视拼盘式跨年晚会的运营模式，就是一个真正的考验了。
最为直接的表现是晚会吸引力的下降。此类拼盘式晚会通常缺乏独特的主题，其核心优势主要建立在聚集了多位跨年档人气艺人的豪华阵容之上。倘若具备市场号召力的核心艺人，尤其是能担纲压轴的人选持续流失，将使其本就不多的特色进一步黯淡，导致潜在收视群体的流失与收视率下滑。
收视预期的下滑，随即会转化为巨大的招商压力。品牌方的投放意愿与晚会的收视预期直接相关。当观众被更具号召力的个人跨年演唱会分流，导致卫视跨年晚会收视不确定性增加时，品牌方的预算分配必然趋于谨慎。招商遇冷会降低晚会的制作预算，而预算的减少又将使晚会在舞美视效、节目创新等环节差强人意，从而陷入“吸引力下降—招商困难—品质下滑—吸引力再降”的恶性循环。
所以，热门跨年歌手的大范围“出走”，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冲击了拼盘型晚会以“明星拼盘”为核心这个模式本身。
当然，并非所有卫视都会因此陷入被动。当一部分平台仍在争夺明星资源时，另一部分已主动开辟多元路径，转向差异化竞争的新赛道。
它们的探索呈现多种方向：有的卫视选择拓宽表演者来源，如湖南卫视、东方卫视不仅启用新人演员与年轻乐队，也纳入喜剧、小品等多元节目形态，以丰富舞台内容；有的卫视选择打造鲜明的主题品牌，如北京卫视去年推出的“民谣专场”跨年演唱会，便以统一的音乐风格强化了观众记忆；有的平台则选择强化自身的文化标签，如 B 站的跨年晚会，通过邀请站内高人气 UP 主并营造浓厚的二次元氛围，精准服务其核心年轻用户群体。
更有甚者，几乎完全跳出了传统歌舞晚会的框架。例如，东南卫视与海峡卫视联合制作的《思 · 享》系列跨年节目，采用电视圆桌会议的形式，在观点交锋与思想碰撞中完成跨年仪式，赋予了“跨年”以新的内涵。这些探索表明：应对挑战的关键，在于能否跳出对明星阵容的单一依赖，转而打造属于自己的内容辨识度。
未来的跨年市场，或许将呈现两种主要的演出形态：一种是依赖粉丝基础的个人超级演唱会，另一种则是凭借精准定位吸引特定观众群的平台特色晚会。而传统的拼盘模式，若无法提供除明星歌手同台之外的更多价值，早晚会被观众冷落。
个人跨年演唱会，不止于票房
当热门歌手从卫视跨年晚会转向个人跨年演唱会，其收益空间虽然增大，但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
首先是歌手与歌手之间对热门演唱场馆的争夺。
在跨年这个特殊档期，香港、澳门、广州、成都等具有浓厚节日氛围和消费潜力的热门城市，其大型演出场馆成为稀缺资源。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出走”的歌手都能在一线城市落脚，部分歌手可能需要前往跨年传统相对较弱的城市举办演出。这将考验其核心粉丝的忠诚度，他们是否愿意为了一场演唱会而“跋山涉水”。
而更大挑战在于跨年演唱会本身。
当观众付出了更高的金钱与时间成本，尤其是远道而来时，他们对演出的期待值自然也更高。这就要求歌手及其团队必须在整体制作上别出心裁：从舞台演绎的独家性、灯光舞美的沉浸感，到互动环节的情感设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超越卫视晚会的标准化呈现，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值得专程前往的现场体验。
与卫视晚会提供的大众曝光不同，个人专场更像一场围绕核心粉丝的“专属聚会”。它能实现更紧密的互动与更直接的商业回报，但难以复刻卫视晚会那种全民倒计时的广泛参与感。
为弥补传播广度上的不足，部分歌手采用了线上线下同步直播的模式。然而，这并未根本解决氛围营造的差异：个人演唱会的直播，本质仍是面向粉丝的舞台表演实时传输；而卫视跨年晚会本身就是一个为“跨年”量身定制的存在，从节目编排到主持人串联，无不服务于营造“跨年”仪式感，更适合单纯想感受节日氛围的普通观众。
即便如此，个人跨年演唱会也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因为它对举办城市的线下经济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这种拉动首先体现在关联消费上，一场大型演出能迅速激活举办地的交通、住宿、餐饮及周边商业。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其拉动比例可达 1:4.8，即每 1 元门票收入能撬动近 5 元的综合消费。
更重要的是，当演出选址于三亚、香港等旅游城市时，会产生显著的“演出 + 旅游”叠加效应。跨城而来的观众，其消费会自然延伸到景点打卡与休闲购物，使得演唱会的经济效益从核心的门票与应援，扩散至整个文旅产业链。例如，2024 年底张杰在三亚的跨年演唱会，三场吸引超 3 万人次，直接带动旅游消费约 3.36 亿元。
从这个意义上讲，卫视跨年晚会与个人跨年演唱会，本质上服务于不同的市场需求，二者构成了互补而非直接竞争的关系。卫视晚会重在营造广泛的节日气氛与陪伴感；而个人演唱会则专注于满足核心粉丝的深度体验需求，并不时扮演着激发城市经济活力的角色。
而跨年档热门歌手的集体转向德邦国际，无疑正推动着这两种模式加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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